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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宁都县东山坝镇的小源，其时是一个带有浓郁客家风情的小山村，梅江的支流黄陂河从村子的南侧缓缓流过，不仅山清水秀而且还很安静——距离圩镇约有十公里远。此处虽然幽静，但交通却很便利——往南不到百公里就是瑞金，向北约百十公里则是宜黄、乐安前线，所以一旦前线军情紧急，负责军事指挥的ZY局委员们快马加鞭，用不两天就可赶到。据说选定此处开会，是由周恩来确定的。

　　“榜山”是曾氏一位先祖，“榜山翁祠”原为曾氏房祠——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榜山翁祠坐西朝东，内分上厅、下堂、天井以及左右厢房。

　　此处原为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由此不难猜测，会场应该是由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向周恩来推荐的。会场设在祠中的上厅，两张“八仙桌”拼成的会桌上铺着军毯，十余把红木椅子围绕着会桌摆放，墙壁上贴着一张江西省地图以及“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红底黑字大标语。

　　尽管这第一次“宁都会议”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究竟是未作记录还是没留下记录已不可考，但依据《宁都会议会议简报》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推测，任弼时传达完临时ZY的长信后紧接着进行讨论，随后便立刻爆发十分激烈的争论——焦点首先集中在对之前几次作战的评价上。

　　依据事实，再次明确指出打赣州是错误的，对南雄水口战役及宜乐战役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据此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

　　对于这些实事求是的正确观念，遭到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ZY局成员们强烈的反对——他们群起而攻之，通过持续不断的发言来围攻！

　　尽管他们翻来覆去只有一个观点——“认为攻赣（州）和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只实现。”（注7）

　　其一为“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ZY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ZY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这样的指挥者和……。”

　　其二为“大家知道，我与同志并非深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而支持的主张，相信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注8）

　　从会议进程及逻辑上推断，王稼祥上述这两段话应该不是同一天说的——剥夺的军事指挥权是最后一天的事。但无论如何，王稼祥的这番话大大出乎任弼时等人的预料！

　　如前所述，打赣州之前王稼祥不仅是反毛的，而且甚是积极——用陈伯钧的话说：“整毛的时候，任弼时是头儿，王稼祥是摇鹅毛扇的，顾作霖则是打冲锋的。”

　　王稼祥与“克劳白夫”（王明）和“博古洛夫”（秦邦宪）及“伊斯美洛甫”（张闻天）同是留俄出身，而且还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所以，当他如此坚决地支持，震惊了ZY局的后方委员们——其时周恩来与朱德似乎尚未发言，但估计不会像任弼时、项英等后方委员那样指责。于是，会议隐隐呈现出，四对四的僵持局面。

　　当天会议还出现了什么情况，由于没有留下记载无法知晓，但根据此后发生的变化，显然是有人专门做了王稼祥思想工作。

　　考虑到项英及顾作霖等缺乏足够的“马列理论”修养及能力，恐怕只有布林斯基（任弼时）才有可能“说服”科穆纳尔（王稼祥）亚星游戏全站。

　　次日，会议继续，但项英等后方中央局委员们使出了“杀手锏”——要求会议代表对对临时ZY的长信表态，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支持谁的问题！

　　在组织原则的高压之下，除没有明确表态外其他所有人都不得不臣服。项英见只是在不停地抽烟，渐渐有些不耐烦了，便直接了当地要求明确表态。

　　据有的文章披露，抗辩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红军主力早就应该向赣东北方向发展，早就应该北上，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事实上，过去七个月的军事行动中，从总的战略方向上来说，临时ZY和苏区ZY局都是错误的！

　　的这番话语，立刻激起更加强烈不满——“听听！说抗拒国际、抗拒ZY寃枉他吗？”后方ZY委员们七嘴八舌地指责道。

　　而项英则更加严厉：“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随后，ZY局后方委员们便集中火力，对及前方委员们展开猛烈地批判：“表现对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首先顶不住的是周恩来。

　　大概是见沉默不语，又没有承认错误，于是后方ZY局委员们便将矛头完全对准一人——“会议中批评了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出）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批评到总部对由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ZY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注9）

　　并将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至此，以的聪明和睿智，对此时会议的态势已完全明白，自己已成为了孤家寡人，继续争辩已变得毫无意义！任弼时及项英等后方ZY局委员们，不达到他们的目的是决不会罢休！

　　于是，又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非认错、亦非表态，而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ZY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补充了两个字“完了”！（注10）

　　会议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不知有几人听明白的话。但项英显然对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感兴趣，他说：“既然同志已经表示，听候ZY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注11）

　　但周恩来等前方委员并不赞同这个意见——王稼祥提出：“现在大军压境，不能临阵换将。参谋长你们换了，现在又要换总政委，这怎么行？”（注12）

　　可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们一边大声附和项英的意见，一边继续对进行批评。随即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结果，在强大的压力下，除外所有ZY局委员，都投了赞成票——包括列席的刘伯承与陈毅。

　　见状缓缓说道：“苏区ZY局八个委员，总算把一张八仙桌坐满了，还有两个列席的。我们这八仙，几天来神仙打架，我们打一打没什么，就怕凡人遭殃。列宁搞十月，可以照搬英、德、法的经验，不管的具体情况吗？你们大多都出过洋，留过学，可现在还是在中国，干的是中国嘛。我们不是‘金包銀’（这句话，除了朱德，大家都没有听懂，这是个什么东东？）”（注13）

　　然后他站起身来，“我今天说服不了大多数委员，只好退席。退席是为了让ZY局诸公对本人的功过是非、组织处理更加畅所欲言。我既然不能取得苏区ZY局的全权委托，当然不能负‘指挥战争全责’，看来你们也不会允许我负。我恭候ZY的处理。我现在身体不好，时常低烧。我向ZY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结论不是本人作的，要由组织来作，但最终还是由历史来作。”（注14）

　　10月12日，朱德、王稼祥及彭德怀根据宁都会议决议，签发中革军委通令：“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委员，暂回ZY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注15）

　　1932年10月14日——宁都会议结束还不到一个星期，新改组的红一方面军总部便依照苏区ZY局的意图，制定并下达“建黎泰战役计划”——毋庸置疑，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周恩来、朱德及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制定的。

　　随后红军各部按照部署，开始向预设战场周边地区集结。其实严格说来，这个“建黎泰战役计划”还是那套战略思想的翻版，柿子捡软的捏——先打弱敌。

　　周恩来、朱德等前方委员们心里很明白，苏区的生存和壮大是红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拼杀出来的，只有傻子才会硬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经过宁都会议之后，周恩来、朱德等更加谨小慎微——临时ZY及后方大员们下达的指示是不会有错的，取得胜利是上级指挥的好，失败了则是前线执行的不好。

　　建黎泰指的是建宁、黎川和泰宁三县，这三个县均位于南丰的正东偏北和东南侧。也就是说，“建黎泰战役计划”依旧是向东发展，而非项英、任弼时和顾作霖等坚持的向北发展方针，要说有差别也不过在距离上有远近而已。

　　周恩来等人做出这个计划是煞费苦心的，因为西面和北面强敌环伺，按照项英等人的旨意硬往北打，就要同陈诚的中路军迎面相撞。

　　陈诚部有九个师外加一个旅共计约十八万人马，将近红一方面军总兵力的三倍，且其中的第十一、十四等师又是嫡系中的主力，明摆着硬碰硬红军是打不过的。

　　况且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已经失败，撤出鄂豫皖苏区转向外线，军已可转过身来全力对付闽赣ZY苏区。而且陈诚所部基本都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一线，早就虎视眈眈地监视着苏区，红军主动送上门显然不是智者所为。

　　这三个县城的位置，恰好形成等边三角形，早在1931年，建黎泰三县就曾被红军攻占过，且建立过苏维埃政权。

　　由于不处于苏区正（北）面，其时在建黎泰三县的兵力相对较为薄弱：驻守黎川和泰宁的，是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驻守建宁的则为周志群的新编第四旅，三处加在一起也不到两万兵力。

　　而距离最近的友军，就是军驻南丰的两个师，同样处于相对比较孤立的状态。大概是鉴于已被赶走，临时ZY也有先打弱敌的指示，因此项英、任弼时、顾作霖及邓发等后方委员们，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10月16日，各部依照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开始向建黎泰一带进发。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此次战役计划制定的颇为细致——明确规定了各部的出发地、行军路线以及作战目标等：

　　1、红一军团为ZY纵队，主力分为两路，一路由头陂出发经广昌、水南、里心向建宁前进，一路经白水、尖峰、客坊、黄泥铺、水溪口向建宁前进，目标是消灭建宁、里心之敌；另派一部进抵康都，向南丰掩护建宁方向的作战。

　　2、红二十二军为右路纵队，由巴口桥出发，取道尖峰、客坊、均口、梅口铺，向泰宁前进，目标是消灭梅口铺和泰宁的守敌；同时另派部分兵力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之目的。

　　3、红三军团为左纵队，由广昌出发，经千善、康都、西门桥、横村向黎川前进，负责消灭黎川的敌人。

　　4、红五军团为总预备队，由甘竹出发，取道千善、傅坊、蛟洋、楮树下，进抵梅口镇以西地区，策应红二十二军的行动。

　　执行建黎泰战役计划之前，在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等的催促下，红一、三、五军团就已分别向北，推进至新丰以南、广昌以北和乐安的招携一线。

　　军上层何应钦等据以判断，红军似乎有再次北犯的企图。由于其时军的第四次围剿尚未部署好，决定先采取守势：部署一部分部队，沿顺昌、建瓯、邵武、南城、乐安、吉水之线防守，主力则分别控制在中间适当地区，准备随时支援。

　　南昌行营设计的这个环形方线，恰好将南丰凸出在中心地带，并未顾及到南丰东面的黎川、建宁和泰宁三县。何应钦的如意算盘是，南丰有军第八和第二十三两个师防守，假如红军来攻则主力可分两路左右（东西）夹击；如果进攻西面的吉水和东面的闽西北，主力可迅速跟踪追剿。

　　红一军团分为两路，一路是率领的红四军，由广昌沿尖峰、客坊，从南面进击建宁；另一路聂荣臻率领红三军和军团部，沿水南、里心从东面进击建宁。

　　其时防守里心镇和建宁的，是军新编第十四旅周志群所部，17日发现红军大队人马开了过来，立马撇下帮助防守的民团，撒丫子便向东逃窜。

　　如此红一军团没费什么劲，就将没来得及逃跑的民团消灭，并顺利占领了建宁县城。随即在建宁县城周围的里心、客坊和安远一带，开展打土豪筹款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

　　红三军团也于同日稍晚抵达黎川，但此时驻守黎川的军第五十六师刘和鼎所部，得知红军东进的消息后即开始向建瓯、南平撤退，留在后面的一个团被三军团击溃。

　　19日，新改编的红二十二军在罗炳辉率领下，顺利攻占泰宁城，消灭了军新编第十四旅拖在后面的一个团。

　　同日红五军团进抵泰宁西面的大田镇，又于22日在军团部主任刘伯坚率领下，接替红二十二军进驻泰宁城。

　　至此，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组织的建黎泰战役，从发起到胜利结束，连行军时间算上，也只不过不到三天而已。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役既未消灭多少敌人亦未有理想的缴获。

　　红军建黎泰战役的胜利，大大地震动了蒋介石和南昌行营。虽说第四次围剿ZY苏区的部署尚未完成，但处于劣势的红军反而连续进击并攻城掠地，难免使得三十万剿共大军脸上无光。

　　于是，何应钦立即调集驻守抚州一带的中路军，向红军大举反扑。驻南丰第八师的两个旅和第二十三师的一个旅，在第八师师长陶峙岳指挥下，于21日向黎川东面的龙安镇和钟贤攻击前进亚星游戏全站，威逼黎川的红军。

　　来自南城方向许克祥第二十四师的一个旅，则从北面气势汹汹地直接杀向黎川。同时何应钦还命令左路纵队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等部，迅速派兵增援闽西北的南平、顺昌、将乐。

　　面对西面杀过来的敌军，周恩来、朱德等一看机会来了，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这股敌人，下令三军团撤出黎川县城，转移到南面的团村、横村、西城桥一带待机。

　　23日，许克祥的二十四师顺利占领黎川县城。而陶峙岳率领的第八、第二十三师三个旅，则顺势转向黎川的南部进剿红军，企图威胁和收复建宁。

　　领军前来的陶峙岳并非等闲之辈，行伍多年、有丰富的作战经验。1931年第三次围剿时，他所在的军第八师在黄陂遭到红军包围，当他与师长毛炳文等逃到一个既通南丰又通宁都的岔路口时，他灵机一动经宁都苏区逃离，从侧面绕道避开了红军的埋伏，如此这般他和师长毛炳文等才侥幸逃回到南丰。

　　此时毛炳文已胜任军长，第八师师长暂由陶峙岳代理，此次虽率三个旅六个团，但其中一个旅为许克祥第二十四师的。这两支部队之前都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尤其第八师在上年8月的黄陂之役中，遭到红军重创——被打掉四千多人！

　　所以，当陶峙岳指挥该部前进到宜古坳、乾昌桥、沧浪、大洋源一线时便停了下来，一边加强与南丰方向军的联系，一边派出小部队前往苏区边缘骚扰红军，主力部队始终不肯再继续往前走了。

　　如此一来，红军也就暂时找不到围歼的机会。于是方面军总部只好将计就计，派出小部队就地分散工作，企图迷惑陶峙岳等，伺机寻歼其所部。

　　邵武的守敌是周志群的新编第十四旅的一部及当保安团等地主武装，面对红军的进攻早已是惊弓之鸟，稍事抵抗后就狼狈逃窜，这样邵武又落入红军之手。

　　这下何应钦等就更坐不住了，命令第四路军蔡廷锴部主力迅速挺进至龙岩，并派兵北上增援。但第四路军蔡廷锴所部却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北援，只能将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向南平附近集中，将由泰宁、邵武逃回的新编第十四旅部署在建瓯、建阳至顺昌、将乐一线固守，准备另抽一部编为纵队向泰宁、建宁进攻，以此来牵制红军继续向东发展。

　　军还没来得及做出大的动作，红军便有行动了：29日，以一部进击石城东面的宁化，红十二军随即进抵宁化东北面的泉上进行策应。

　　30日，红二十二军等部做出继续向东，攻击建阳一带的态势。红军的连番行动，使得蔡廷锴的四路军只好再从戴戟的六十一师中抽出一部，迅速北调闽北协助防守。

　　大概是由于陶峙岳所部迟迟没有向红军进攻，红一方面军总部有些顶不住后方ZY局的压力，开始分两路围攻陶峙岳所辖的这三个旅，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为右翼，向石沟圩方向攻击并随时准备打击来自南丰的援敌；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和寻淮洲的第三十一师为左翼，向沧浪之敌攻击，同时阻止南丰敌军的增援；以红五军团的第十三军为预备队。

　　31日，红一军团集结于黎川南面的西城桥和芦坑一线，红三军团前进到泰宁以北地区，红五军团的十三军由泰宁、建宁进抵樟树一带。

　　11月1日天亮以后，红一方面军各部依照作战部署开始发起进攻——右翼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由乾昌桥出发，向沧浪西南东北高地的守敌发起攻击；左翼红三十一师在红三军的指挥下，由凤翔峰向沧浪西南的周家堡一带高地进攻。

　　下午三时许，右翼的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四军，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冲击敌阵，左翼的红三十一师等部则向敌军右翼攻击。战至傍晚，这两个团的敌军不得已放弃阵地，退守石沟圩一带。

　　周恩来和朱德意识到此地离南丰不远，短时间内难以消灭这一大坨敌军，于是便主动退出攻击石沟圩的战斗，乘敌不备又顺手拿下北面的硝石。

　　陶峙岳发现红军撤离，急忙率军撤回了南丰。占领黎川许克祥二十四师那个旅一看情形不对，马上撤回到南城一带。这样，红一方面军就又占领了黎川。

　　红一方面军这一阵子虽然忽东忽西占了不少地盘，却并没有消灭多少军，也就是说，在武器弹药方面没多少收获。

　　于是，周恩来等遵照临时ZY“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接连发出“继续击破敌人一面”和“继续开展背向胜利”的指示。

　　恰好此时军缩了回去，红三军团又又于11月6日，通过袭击新丰街孙连仲部一个团，获取了军第二十三、二十四师部署的情报，方面军总部随即发起金谿、资溪战役。

　　并于17日抵达陈坊、岭村之线，严密监视南城方向敌军的动向。红五军团除留一部在泰宁一带，维护建宁、邵武的交通之外，主力则进到资溪村和西城桥地区，防范南丰的敌增援部队。当日红一军团打了资溪守敌一个措手不及，守敌周混元第五师的一个团狼狈逃窜，顺利攻克资溪。

　　1、命令孙连仲所部率五个团的兵力，在许克祥二十四师三个团的协同下，分别由浒湾、青泥桥向金谿攻击，限21日克复金谿城。陶峙岳的第八师以主力固守南丰，一部守备新丰、里塔保护南北至交通，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在南城集结待命；

　　2、收复金谿后，孙连仲等部继续向东搜剿，第二十三、二十四师向金谿东南方向搜剿，第二路军陈诚所部抽一至二个师协同吴奇伟的九十师向南丰东南进击，从侧面攻击金谿一带的红军。

　　3、赵观涛部周浑元的第五师协同李蕴珩的第五十三师驱逐周坊附近的红军后，在回头夹击金谿的红军，并以李弥团由孔坊南进实施迂回攻击。

　　5、第四路军蔡廷锴所部第五十六师和第六十一师张炎旅及新编独立第十四旅主力攻取邵武、光泽，得手后向赣东夹击。从这个部署看，何应钦的意图是尽快收复金谿和资溪两城，打通贵溪至南丰的交通。

　　注12、13、14：均见马达时《宁都会议试追记》一文，宁都会议试追记 - 红歌会网 - 手机版